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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1日，中國金融機構將迎來一輪史無前例的大洗牌，過去躺在牌照上賺錢的時代，將一去不返！

根據中美第一階段協議，中國金融服務市場將全面開放，打開市場，取消在保險、證券、基金、期貨的外資股占比，這意味著國內金融機構即將迎來全面的挑戰！

4月1日，華爾街的豐富品類的金融產品即將登陸中國，留給國內金融機構的時間不多了！

中國資本市場在過去有長足進步，數據顯示，2019年中國商品期貨的成交量為38.55億手，排名全球第一；股票市值約為8.5萬億美元，居全球第二位。

但是，在市場的中資金融機構，核心競爭力仍然有待提高。比如說，我們130多家券商，比不過一個美國的摩根大通。我們的證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市場主體競爭力還要提高。它們的力量跟傳統銀行相比還是差，還不夠。

在市場開放后，中資金融機構能否和外資在水火交融中和諧共舞，值得期待！

然而對于一些缺乏核心競爭力的中小金融機構來說，今夜卻無眠！這或許是一首挽歌，可以預料，金融業的大整合、大洗牌、大收購即將到來。

但是，競爭并不是壞事，過去的牌照壟斷，使得一批金融機構躺在牌照上不思進取，甚至貪污腐敗。

而從中國的電子、消費、汽車等行業看，對外開放促進了行業進步，有利于打造中國公司的競爭優勢。

會有一批代表中國核心競爭力的公司脫穎而出。

然而，在這個過程中，可以想象，一批中小機構將被淘汰出市場。

用馬云的話來說，今天很難,明天更難,后天很美好,但是絕大多數人死在明天晚上,見不到后天的太陽。

中美在白宮簽署第一階段經貿協議。協議內容分為知識產權、技術轉讓、食物和農產品貿易、金融服務、宏觀經濟政策和匯率、擴大貿易、雙邊評估和爭端解決、最后條款八個章節。協議簽署后，特朗普將前往北京開始第二階段協議談判。此前1月13日，美國財政部取消對中國“匯率操縱國”的認定。自WTO談判以來時隔二十年，中美再度進行跨越太平洋的世紀性握手，以第二次入世的勇氣推動改革開放，影響重大而深遠。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發布了協議內容：

1、關稅方面，美國維持此前承諾，取消12月15日對剩余1600億美元商品加征關稅，同時對9月已加征的商品（約1200億美元）關稅稅率從15%降至7.5%，但繼續保留對2500億美元商品加征25%的關稅。特朗普表示，保留部分關稅利于第二階段談判。

2、知識產權方面，涉及商業秘密、制藥相關知識產權、地理標志、商標以及對盜版和假冒商品的執法等領域相關知識產權保護規定，同時，特別規定了司法處罰機制。此外，中美將在未來談判中解決包括藥品數據保護、電影未經授權的攝錄和體育賽事廣播版權保護。

3、技術轉讓方面，中美同意在四個方面達成共識：第一，禁止強迫外國公司轉讓其技術以獲得市場準入和行政審批等；第二，技術轉讓和許可應基于自愿且反映雙方共識的市場機制；第三，禁止以獲取國外技術為導向的對外投資；第四，確保執法和行政訴訟的公正、公平、透明和非歧視性。

4、農業方面，未來兩年，中國將至少每年購買400億美元美國食物、農產品和海鮮，且中國應努力每年再增加進口50億美元。擴大進口豬肉和牛肉的品種范圍，部分解除對美國禽肉輸華禁令，改進對小麥、玉米和大米關稅配額管理。

5、金融服務方面，中國擴大金融服務領域市場準入。具體包括：2020年4月1日，中國取消證券、保險、基金管理和期貨服務的外資股比上限和歧視性審批許可。同時，對于電子支付、銀行、信用評級和不良債務服務，中國承諾做出相應開放政策以允許外資機構順利進入中國市場并開展業務。

6、宏觀經濟政策與匯率方面，中國承諾避免競爭性貶值、制定匯率目標、提高透明度、提供問責和執行機制，確保中國不能通過利用貨幣貶值與美國出口商進行不公平競爭。

7、擴大貿易方面，中國承諾在未來兩年內增加自美國進口商品和服務總額不低于2000億美元（以2017年進口商品和服務總額為基準）。包括四大類產品：第一，制成品，包括工業機械、電氣設備、汽車和鋼鐵等，2020年的進口金額至少1200億美元，2021年至少1319億美元。第二，農產品進口在未來兩年達到至少800億美元。第三，能源產品，2020年進口金額至少301億美元，2021年至少455億美元。第四，服務業，2020年進口金額至少999億美元，2021年至少1122億美元。

8、爭端解決機制，中美雙方成立貿易框架小組，每6個月舉行一次會議，以確保各方以公平和快速的方式解決爭端。該小組應由美國貿易代表和指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副總理率領。同時，在中美分別設立雙邊評估和爭議解決辦公室處理日常協議執行相關問題。

9、最后條款，本協議在雙方簽字后30天內生效。任何一方均可通過向另一方提供書面終止通知終止協議，終止自通知日起60天或當事方決定的其他日期生效。雙方可以書面形式修改本協議，修正案自通知日起60天或雙方決定的其他日期生效。

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的簽署對中美雙方均有利，是當前形勢下中美的共同需要。表面看美方以較少妥協換取中方較多承諾，但從中國進一步改革開放的自身需要、推動高質量發展和贏得更好外部發展環境方面看，該協議降低了中美全面脫鉤風險，避免了貿易摩擦進一步升級和惡化。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化壓力為動力，大幅加快了久拖不決的改革開放進程，堅持了市場化方向，給保守派和意識形態左派以壓力，矯正了航線，為經濟社會轉型贏得了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

中國方面，

1）短期贏得穩定的外部發展環境，出口環境將好轉，有利于穩定資本市場和出口企業預期，緩解經濟下行壓力。當前中國經濟持續下行，三駕馬車疲軟，總需求不足、PPI通縮、核心CPI下行，財政收入增速大幅下滑，工業企業利潤增速負增長。1-11月，中國對外出口-0.3%，較去年全年下降10.2個百分點，但對美出口卻大幅下降23.8個百分點，累計增速-12.5%。2）大幅進口美國優質農產品等有利于平抑當前偏高的消費品價格，改善民生，滿足居民美好生活需要，擴大中美貿易合作符合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要求。擴大國內需要的先進技術設備和關鍵零部件進口，在滿足國內企業生產需要的同時，有利于中國企業在更高水平上進行更有效投資。

3）改革開放舉措符合中國發展需要，釋放經濟增長潛力。一是注重知識產權保護。利于鼓勵創新，營造公平競爭環境。二是改善技術轉讓。汽車和家電行業在加入WTO前后選擇不同的開放程度，結果是汽車競爭力低下、家電國際競爭力強大，汽車行業的中國自主品牌國內市場占有率僅40%，銷量前十大品牌中，僅吉利排在第六位，其他均是合資企業。而家電行業的中國自主品牌零售量連續多年居全球第一，2017年海爾、美的、海信的冰箱零售量占全球61.5%；海爾、美的、惠而浦的洗衣機零售量占全球80.7%。中國汽車市場淪陷和汽車產業發展落后向我們證明了缺乏競爭機制的“市場換技術”是失敗的，也換不來先進技術，競爭和開放是提高競爭力真正的出路。應該加快部分壟斷行業的對內對外開放進程，由市場優勝劣汰激發創新活力。三是金融開放。當前中國正逐步建立多層次資本市場、鼓勵創新發展，金融開放符合中國自身發展需要。四是提高貨幣和外匯的透明度。利于市場形成穩定預期，避免匯率大幅波動對微觀企業的影響。五是建立爭端解決機制。借外力倒逼改革開放進展，給保守派和意識形態左派以適當壓力。

美國方面，特朗普政府近期有達成協議的訴求，大選爭取連任是其最大訴求，但面臨民主黨彈劾、經濟下行周期、黨內支持率高但全國民調支持率不敵民主黨候選人、與歐盟拉美貿易摩擦開戰等內憂外患。

1）民主黨主導的眾議院已通過對特朗普的兩項彈劾條款，下一步參議院將就彈劾條款進行審議和投票表決。1月14日 RCP民調顯示，83.1%的民主黨人支持彈劾，88.7%的共和黨人反對彈劾，兩黨政治觀點走向兩極。

2）鞏固搖擺州票倉的需要。2016年特朗普贏得搖擺州的選票進而贏得大選，但中美貿易摩擦導致農民等群體利益受損，目前支持率相較上任之初大幅下降，特朗普支持率在全國性民調中不敵民主黨拜登、沃倫、桑德斯和布隆伯格，僅超過布蒂吉格，其在密歇根、賓夕法尼亞、威斯康星、亞利桑那、俄亥俄等搖擺州和倒向州的凈支持率均下降15個百分點以上，特朗普急需達成協議爭取中國對美農產品、能源等產品大幅采購。2015年至2017年，每年中國從美國平均進口242億美元農產品。受加征關稅影響，2018年中國自美農產品進口減少到162.3億美元，同比下降了32.7%。2019年1-10月份，中國自美農產品進口達到104億美元，同比下降了30.8%。

3）當前美國經濟雖仍增長溫和，但已進入下行周期，且貿易摩擦對經濟影響顯現，緩解貿易摩擦有利于提振美國經濟，為總統大選季準備。美國庫存周期、產能周期向下，產能利用率連續三個季度下降，美出口負增長。

我們認為，中國應以第二次入世的勇氣和決心，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展現開放自信，釋放巨大的發展潛力。這不僅是中美貿易摩擦外部形勢倒逼所致，更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自身的需要。同時，對內對外一視同仁開放，建立公平競爭透明的市場環境，對外資開放的同時對民企開放，消除所有的所有制歧視，提振各類企業家和投資者信心。最大的改革是開放，開放促進競爭，競爭提升效率。

但我們切不可盲目樂觀，要對未來形勢的長期性和嚴峻性有清醒的認識和準備。中美“第一階段協議”主要圍繞經貿領域展開，且關稅仍未全部取消。如果未來協議執行層面雙方出現重大分歧，不排除協議中止或者終止，中美貿易摩擦反復。中美貿易摩擦已上升到金融戰、科技戰、地緣政治戰、國際輿論戰、國際規則戰等全方位的博弈，具有長期性和日益嚴峻性。我們始終要清醒地認識到貿易協定并非美方的根本訴求，美方試圖通過貿易戰收取關稅利益并讓制造業回流美國，通過科技戰遏制中國創新活力，通過金融戰獲得更多打擊中國經濟的手段，通過地緣戰搞亂中國及周邊和平穩定的發展環境，通過輿論戰混淆是非欺騙世界人民，最根本也是最本質的是遏制中國崛起、維護美國霸權，這就是美方的底牌。

具體來看，

1）在經貿領域，美國仍將對約2500億美元的中國進口商品維持25%的關稅，對約1200億美元的中國進口商品維持7.5%的關稅。

2）在金融領域，美國發起對中資銀行的調查、阻止中資企業赴美上市、禁止美國養老基金投資中國市場等計劃。

3）在科技領域，美國禁售、打壓華為、海康、大華等高科技企業，彰顯遏制中國高科技意圖，近期加拿大司法部稱孟晚舟符合引渡到美國條件。

4）地緣政治領域，美國對中國開展了三個層面的打壓：插手中國香港和中國臺灣事務挑戰主權及領土完整；制裁對華相對友好的國家，間接挑戰中國海外經濟和政治利益；削弱并污名化中國國際地位和影響力。繼美國將新疆公安機關列入出口管制實體清單后，美國通過了“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和“新疆人權法案”，試圖牽制中國。

5）在國際組織與規則領域，美國不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和發展中國家地位等，單方面施壓WTO修改國際規則，在其現實利益被觸犯時，甚至打破其自身建立的體系。

6）在國際輿論領域，美國基本把控傳統媒體、新興社交媒體輿論，聯合盟友共同詆毀中國國際形象，抹黑中國“一帶一路”倡議。

隨著中國經濟崛起、中美產業分工從互補走向競爭以及中美在價值觀、意識形態、國家治理上的差異愈發凸顯，美國政界對中國的看法發生重大轉變，鷹派言論不斷抬頭，部分美方人士認為中國是政治上的威權主義、經濟上的國家資本主義、貿易上的重商主義、國際關系上的新擴張主義，是對美國領導的西方世界的全面挑戰。中國經濟崛起挑戰美國經濟霸權，中國進軍高科技挑戰美國高科技壟斷地位，中國重商主義挑戰美國貿易規則，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挑戰美國地緣政治，中國發展模式挑戰美國意識形態和西方文明。

中美貿易摩擦從狹義到廣義有四個層次：縮減貿易逆差、實現公平貿易的結構性改革、霸權國家對新興大國的戰略遏制、冷戰思維的意識形態對抗。縮減貿易逆差可以通過雙邊努力階段性緩解，但如果美方單方面要求中國做出調整，而不徹底改變自身高消費低儲蓄模式、對華高科技產品出口限制、美元囂張的超發特權等根本性問題，美國的貿易逆差不可能從根本上削減，無非是類似當年美日貿易戰之后美國對外貿易逆差從日本轉移到中國，未來再從中國轉移到東南亞。在實現公平貿易的結構性改革方面，中國可以做出積極改革，這也是中國自身發展的需要。但是，這些都難以滿足美方戰略遏制中國高科技升級和大國崛起的意圖。

中美貿易摩擦無異于最好的清醒劑，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中國在科技創新、高端制造、金融服務、大學教育、軍事實力等領域與美國的巨大差距；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中國在減少投資限制、降低關稅、保護產權、國企改革等領域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中美關系從合作共贏走向競爭合作甚至戰略遏制；必須堅定不移地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保持戰略定力。

同時，我們也要清晰深刻地認識到中國經濟發展的巨大潛力和優勢，新一輪改革開放將釋放巨大紅利，最好的投資機會就在中國：中國有全球最大的統一市場（近14億人口），有全球最大的中等收入群體（4億人群）；中國的城鎮化進程距離發達國家仍有20個百分點的空間，潛力巨大；中國的勞動力資源近9億人，就業人員7億多，受過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的高素質人才有1.7億人，每年大學畢業生有800多萬人，人口紅利轉向人才紅利；新一輪改革開放將開啟新周期，釋放巨大活力。

在中美貿易摩擦初期，主流媒體和市場出現了嚴重誤判，“中美關系好也好不到哪兒去，壞也壞不到哪兒去”“中美貿易摩擦對中國影響不大”等觀點流行。但是，我們在一開始就鮮明提出了一些與市場流行觀點不同但被后續形勢演化所不斷驗證的判斷：“中美貿易摩擦具有長期性和日益嚴峻性”“這是打著貿易保護主義旗號的遏制”“中美貿易摩擦，我方最好的應對是以更大決心更大勇氣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堅定不移。對此，我們要保持清醒冷靜和戰略定力”。

美國真正的問題不是中國，而是自己，如何解決民粹主義、過度消費模式、貧富差距太大、特里芬難題等。20世紀80年代美國成功遏制日本崛起、維持經濟霸權的主要原因，不是美日貿易戰本身，而是里根供給側改革和沃爾克遏制通脹的成功。

中國真正的問題也不是美國，而是自己，是如何建設高水平的市場經濟和開放體制，貿易戰本質上是改革戰。

更深層次來看，中國需要制定新的立國戰略。過去40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受益于兩大清晰的立國戰略：對內改革開放，對外韜光養晦。今天的中國正處于戰略轉型期和戰略迷茫期，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是新的立國戰略問題，即面對未來政治經濟社會形勢演化趨勢以及世界領導權更迭，確定一種對我有利的長遠戰略定位，類似當年英國的大陸均勢、美國的孤立主義和中國當年的韜光養晦。中國對內的立國戰略十分清晰，即繼續深化改革開放。對外方面，中國最重要的外交關系是中美關系，中美關系的本質是新興崛起大國與在位霸權國家的關系模式問題，即選擇韜晦孤立、競爭對抗還是合作追隨。從過去幾百年新興大國崛起的歷史來看，當前中國所面臨的貿易戰、經濟戰、資源戰、金融戰等都是無法避免、必須面對的。但是今天的中美關系，跟過去英德、英美、美日、美蘇的關系不盡相同，既不是英德、美蘇那種你死我活的全面競爭對抗關系，也不是英美那種同種同源的合作追隨、順位接班關系，更多的是競爭合作關系。因此，中國需要在美國回歸到本國利益優先的霸權思維大背景下，樹立并宣揚一種對全世界人民具有廣泛吸引力的美好愿景和先進文明；在美國回歸貿易保護主義的大背景下，以更加開放大氣的姿態走向世界；在美國四面開戰的大背景下，全面深入地建立與東南亞、歐洲、日韓、中亞等的自由貿易體系以實現合作共贏；歷史是有規律的，凡是不斷吸收外部文明成果、不斷學習進步的國家，就會不斷強大；凡是故步自封、阻礙時代潮流的國家，不管多強大，都必將走向衰敗。

我們十多年前從事“大國興衰的世紀性規律與中國崛起面臨的挑戰及未來”相關研究。自美國大選開始，我們便系統研究并持續跟蹤美國經濟社會發展背景、貿易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抬頭背后的經濟社會基礎、美國各界對華態度和戰略轉變、特朗普新政主張及進展等。

只有深入研究大國興衰的世紀性規律、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抬頭的經濟社會背景、中美關系演變歷程和趨勢，清醒認識特朗普新政的核心訴求和底牌，才能避免戰略誤判，放棄幻想，著眼長遠，沉著應對。

一、2018年以來，美對華從貿易摩擦向投資限制、技術封鎖、人才交流受阻等全面升級，中方同步反制并加快改革開放進程

1、中美貿易摩擦演變

2017年8月，美國總統特朗普指示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對中國開展301調查。2018年3月，USTR發布了調查結果《301報告》，指控中國存在強迫技術轉讓、竊取美國知識產權等問題，特朗普據此對華加征關稅。

2018年6月11日起，美國收緊了科學、技術、工程、數學等專業中國留學生的簽證發放。這一趨勢逐漸蔓延并影響到了其他學科正常的學術交流，中國赴美交流學者多次被無理阻撓。

2018年6月15日，美國單方面撕毀雙方在5月份達成的共識，擬對500億美元商品征收25%關稅，分兩批實施。中國于同日決定對原產于美國的約500億美元進口商品加征25%的關稅。

2018年6月18日，特朗普指示美國貿易代表確定擬加征關稅的2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清單，稱如果中國采取報復性措施并拒絕改變貿易“不公平”做法，將額外征收10％的關稅。6月27日，特朗普表示將限制中國投資美國關鍵科技產業。

2018年7月6日，美國對34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征25%進口關稅的措施落地。中國于同日對同等規模的美國產品加征25%的進口關稅。

2018年8月1日，特朗普威脅將對華2000億美元商品加征關稅稅率從10%上調至25%。8月3日，中方回應將對美600億美元商品分別加征5%、10%、20%和25%的關稅。

2018年8月8日，美國宣布將于8月23日對華進口500億美元商品中剩余的160億美元商品加征關稅。中國宣布8月23日對美160億美元商品加征關稅。

2018年9月18日，美國政府正式宣布于9月24日起，對約2000億美元進口自中國的產品加征10%的關稅，并將于2019年1月1日起將關稅稅率提高至25%。美國還稱如果中國針對美國農民或其他行業采取報復措施，將對約2670億美元的中國產品加征關稅。中國商務部當日回應稱將同步反制。

2018年10月1日，美加墨協定談判成功，設置毒丸條款，規定美加墨三國都不得“擅自”與“非市場經濟”國家簽署協定。這意味著在沒有美國許可的情況下，中國與加拿大和墨西哥兩國分別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可能性將變得極為渺茫；更為嚴峻的是，美國若將該條款納入同歐盟和日本的貿易協定，中日韓自由貿易區（FTA）和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談判也將受到重大影響。

2018年11月1日,美國財政部外國投資委員會依據6月美國國會通過的《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案》，正式加強對航空航天、生物醫藥、半導體等核心技術行業的外資投資審查，同時該法案還規定美國商務部部長每兩年向國會提交有關“中國企業實體對美直接投資”以及“國企對美交通行業投資”的報告。

2018年11月20日,美國商務部工業安全署公布擬制定的針對關鍵技術和相關產品的出口管制體系并對公眾征詢意見，擬對生物技術、人工智能（AI）和機器學習等14類核心前沿技術實施出口管制。

2018年12月1日，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布宜諾斯艾利斯峰會上，中美兩國元首達成暫時休戰的框架性協議并開啟90天的結構性談判。

2019年1月30-31日，中美經貿磋商取得階段性進展，雙方同意采取有效措施推動中美貿易平衡化發展，中方將有力度地擴大自美農產品、能源、工業制成品和服務產品進口，但雙方在協議執行、知識產權保護和技術轉讓等結構性問題方面仍未達成一致。

與此同時，美方持續采用特殊歧視手段打擊華為。2019年1月29日，美國司法部宣布對華為提出23項刑事訴訟，并將向加拿大提出引渡華為副董事長、首席財務官的請求，在全球范圍內打壓華為的行動持續升級。

2019年2月5日，特朗普在國會發表年度國情咨文演講，以“選擇偉大”為主題，重申公平貿易原則、捍衛美國就業機會、奉行以美國利益為重的外交政策，以中國為經濟和價值觀的對手。同日，USTR發布2018年度《中國履行加入世貿組織承諾情況報告》，提出中國依然存在強制技術轉讓、產業政策、非法出口限制、電子支付市場未對外資開放等問題。中國商務部隨即表示反對。

2019年2月7日，美國白宮發布未來工業發展計劃，提出將專注于人工智能、先進制造、量子信息和5G技術四項關鍵技術來推動美國經濟繁榮和保護國家安全。

2019年2月14-15日，第六輪中美經貿高級別磋商結束，雙方討論了技術轉讓、知識產權保護、非關稅壁壘、服務業、農業、貿易平衡、實施機制等議題，達成原則共識。

2019年2月21-24日，第七輪中美經貿高級別磋商達成重要共識，雙方圍繞協議文本開展談判，增加了匯率和金融服務談判的內容，取得實質性進展。

2019年3月1日，USTR宣布對2018年9月起加征關稅的自華進口商品，不提高加征關稅稅率，繼續保持在10%。中方表示歡迎。

2019年3月28日-29日、4月3日-5日和4月30日-5月1日，第八、第九和第十輪中美經貿高級別磋商繼續討論協議有關文本，持續取得進展。

2019年5月6日，特朗普突然表示，將從5月10日起對中國原征收10%關稅的2000億美元的進口商品加征關稅至25%，且短期內將對另外3250億美元商品征收25%的關稅。5月13日，中國宣布6月1日起對美原加征5%和10%關稅的600億美元商品提高稅率至10%、20%和25%。

2019年5月15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宣布美國進入“國家緊急狀態”，美國企業不得使用對國家安全構成風險的企業所生產的電信設備。美國商務部工業和安全局把華為公司列入出口管制“實體名單”。

2019年6月29日，在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大阪峰會上，中美兩國元首同意推進以協調、合作、穩定為基調的中美關系，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重啟經貿磋商。美方表示談判期間不再對中國產品加征新的關稅。兩國經貿團隊將就具體問題進行討論。特朗普宣布美國公司可繼續向華為公司供應不涉及國家安全的零部件。

2019年7月30-31日，中美經貿團隊在上海進行第十二輪經貿磋商。

2019年8月2日，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美國將從9月1日起對價值3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征10%的關稅。

2019年8月6日，美方認定中國為“匯率操縱國”，并宣布將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接洽，消除中國的行動帶來的不公平競爭優勢。2019年8月9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布中國年度第四條款磋商報告，重申“2018年中國經常賬戶順差下降，人民幣匯率水平與經濟基本面基本相符”，否認了中國為貨幣操縱國。

2019年8月15日，美國宣布對價值3000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征10%關稅分兩批實施，實施日期分別為9月1日和12月15日。

2019年8月23日，中國宣布對價值750億美元美國商品加征5%、10%的關稅。

2019年8月28日，USTR宣布對價值3000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征關稅稅率由原定的10%提高至15%，并分兩批實施，實施日期分別為9月1日和12月15日；同時對2500億美元關稅稅率從25%提高到30%征求公眾意見，并于2019年10月1日生效。

2019年9月12日，特朗普宣布將2500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上調關稅的時間從10月1日推遲到10月15日。

2019年9月28日，據彭博報道，美國考慮限制投資組合流向中國。

2019年10月8日，美國商務部將28家中國實體加入“實體管制清單”，包括20家政府機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公安廳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公安局等）與8家企業（海康威視、大華股份和科大訊飛等），禁止這些實體購買美國產品。

2019年10月10-11日，第十三輪中美經貿高級別磋商初步達成第一階段協議。

2019年11月19日，美國國會參議院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中國中央政府和香港有關部門均對該法案的通過予以反對和譴責。

2019年12月2日，中國政府決定暫停審批美軍艦赴港修整的申請，同時對“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等在香港修例風波中表現惡劣的非政府組織實施制裁。

2019年12月3日，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2019年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

2019年12月13日，中美已就第一階段經貿協議文本達成一致，2020年1月15日，劉鶴副總理與特朗普在美簽署協議。

2020年1月13日，美國財政部公布半年度匯率政策報告，取消對中國“匯率操縱國”的認定。

2、除針對中國外，美國發動了以自我利益為中心的全球性貿易摩擦，四面開戰、合縱連橫，遭遇了廣泛的反彈

美國與歐盟貿易摩擦不斷。2018年3月，美國宣布將對進口鋼鐵和鋁產品分別征收25%和10%的關稅，涉及歐盟、加拿大、墨西哥和日本等多個經濟體。作為反擊，歐盟宣布將對約35億美元的美國商品加征25%關稅。特朗普以對自歐盟進口的汽車及零部件征收20％關稅威脅。7月，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訪美，美、歐發表聯合聲明，同意通過談判降低貿易壁壘、緩解貿易摩擦，美歐貿易摩擦緩和。2019年7月，USTR發布40億美元擬征收關稅的歐盟商品清單，美歐貿易摩擦再起。10月，WTO裁決歐盟及其部分成員國違規補貼空客公司，美國有權對歐盟加征關稅。美方決定對歐盟大型民用飛機加征10%的關稅，對農產品和其他產品加征25%的關稅。歐盟表示將對美國違規補貼波音公司的行為發起報復。12月，萊特希澤提議對法國乳酪、口紅和起泡酒等24億美元進口產品征收100%關稅，以報復法國對谷歌、亞馬遜和臉書等美國科技巨頭征稅。

特朗普多次指責美日貿易不公平，并對日本農業和汽車行業“開炮”。2018年7月，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稱必須同日本協商貿易協定。9月，美日兩國啟動貨物貿易協定談判，美國農業部部長要求日本開放農業市場。10月，特朗普稱如果日本不開放市場，將對日本汽車征收20%的關稅。美國政府甚至以美國對日本的安全保護為施壓籌碼，抨擊《美日安保條約》不公平。

美國試圖建立一個繞過WTO的新的世界貿易體系。除美歐、美日談判外，2018年7月17日，歐盟和日本在東京簽署《經濟伙伴關系協定》(EPA)，如果美日歐結盟，WTO將名存實亡，世界將形成兩大平行市場，國際經貿秩序面臨重建。但是，美歐、美日聯盟的建立并非一蹴而就，仍存在很多問題，如歐洲和日本的農業、汽車短期內難以實現與美零關稅（尤其法國農業將受到較大沖擊），隨后美歐聯合聲明遭到了法國等國家的強烈反對。2019年12月11日，WTO上訴機構停止運行，源于美國阻撓成員遴選，上訴機構成員只剩1位，不足有效運行最低人數。

美國對其貿易逆差第二大來源國墨西哥發起貿易摩擦。特朗普上任伊始就提出要重新談判美加墨自由貿易協定。2019年5月31日，特朗普將外交問題經濟化、將關稅武器化，為限制非法移民，稱從6月10日起對進口自墨西哥的所有商品加征5％的關稅；如果危機未能解決，美國將不晚于10月1日繼續上調關稅稅率至25％，墨西哥不得不部署國民警衛隊加強邊境執法并接收非法移民遣返至墨西哥境內。12月10日，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國高級官員簽署了美墨加貿易協定的最新修訂版。旨在改善勞工權利的執行，并通過取消專利條款壓低生物藥品價格。

此外，美國還發起了對印度、巴西和阿根廷等經濟體的貿易摩擦。2019年6月5日，美國終止了印度的普惠制貿易地位，取消對印度的關稅減免優惠，印度隨即對蘋果、杏仁等28種美國產品加征報復性關稅。12月2日，特朗普宣布將恢復對巴西和阿根廷的鋼鐵和鋁產品加征關稅，主因特朗普認為巴西和阿根廷正在通過貶值貨幣獲利，對美國農民不公平。

3、中方以打促和，擴大改革開放

中國一方面對美加征關稅予以回擊，促使美國回到談判桌上；另一方面就降低關稅、提高投資便利化、擴大開放、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積極推動改革開放事業。

2018年4月，習近平在博鰲亞洲論壇年會講話中提出，降低汽車進口關稅和外資股權比例限制，加大金融服務業開放等。

2018年6月26日，中國下調亞太進口協定稅率，實行大豆進口零關稅。

2018年6月29日，中國發布了《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單（2018年版）》，共在22個領域推出開放措施，基本完全放開制造業的投資限制，并提出2021年將取消金融領域所有外資股比限制。7月2日，李克強在第十三屆夏季達沃斯論壇上表示該領域開放將提前至2020年。

2018年7月16日，第二十次中國歐盟領導人會晤，雙方表示致力于在雙邊貿易和投資領域確保公平互利合作，加快《中歐投資協定》談判。

2018年11月5日，習近平在第一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上宣布五大主動新開放舉措：激發進口潛力、持續放寬市場準入、營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打造對外開放新高地、推動多邊和雙邊合作深入發展（中日韓自貿區）。

2018年12月19-21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推動全方位對外開放。推動由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規則等制度型開放轉變。要放寬市場準入，全面實施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保護外商在華合法權益特別是知識產權，允許更多領域實行獨資經營。要擴大進出口貿易，推動出口市場多元化，削減進口環節制度性成本等”。

2019年3月15日，全國人大通過《外商投資法》，對外商投資的準入、促進、保護、管理等做出了統一規定。3月28日，李克強在博鰲亞洲論壇2019年年會開幕式上宣布加快制定《外商投資法》的配套法規，擴大增值電信、醫療機構、教育服務、交通運輸、基礎設施、能源資源等領域對外開放。

2019年4月26日，習近平在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宣布中國將采取一系列重大改革開放舉措，加強制度性、結構性安排，促進更高水平對外開放，包括更廣領域擴大外資市場準入、更大力度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國際合作、更大規模增加商品和服務進口、更加有效實施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更加重視對外開放政策貫徹落實。中國將繼續大幅縮減負面清單，推動現代服務業、制造業、農業全方位對外開放。這與特朗普的“美國優先”形成鮮明對比。

2019年5月31日，商務部稱中國將建立“不可靠實體清單”制度，不遵守市場規則、背離契約精神、出于非商業目的對中國企業實施封鎖或斷供，嚴重損害中國企業正當權益的外國企業、組織或個人，將被列入“不可靠實體清單”。

2019年6月30日，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商務部公布了《外商投資準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2019年版）》，與2018年版相比，2019年版的負面清單進一步放寬了采礦業、交通運輸、基礎設施、文化等領域的投資限制，負面清單條目由48條減至40條。

2019年8月26日，中國新設6個自貿試驗區，包括山東、江蘇、廣西、河北、云南和黑龍江。

2019年11月4日，李克強總理在泰國曼谷出席第22次東盟與中日韓領導人會議時指出，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15個成員國結束全部文本談判以及實質上所有市場準入談判。這是世界上人口數量最多、成員結構最多元、發展潛力最大的東亞自貿區建設取得的重大突破。

2019年11月5日，習近平在第二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上宣布五大對外開放舉措：繼續擴大市場開放、繼續完善開放格局、繼續優化營商環境、繼續深化多雙邊合作、繼續推進共建“一帶一路”（中日韓自貿區）。

二、近年來美國政界對中國看法發生了重大轉變，美國兩黨對華政策形成共識，政府內閣成員已基本換成對華鷹派

1、特朗普政府內閣成員已基本換成對華鷹派。自2017年1月就任總統至2019年1月，特朗普頻繁更換內閣、白宮高層人員已達42人，就任第一年白宮官員變動率達34%，遠高于奧巴馬、小布什、克林頓同期的9%、6%和11%。當前，與外貿及經濟直接相關的主要高層已基本轉為鷹派，與其他內政、外交相關的副總統彭斯、國務卿蓬佩奧等則多次指責中國的南海、“一帶一路”倡議等問題，對華批評從貿易上升到意識形態層面，是極端鷹派。貿易代表萊特希澤主張在貿易上保持對中國的強硬姿態，認為中國是對全球貿易體系最大的破壞者。貿易和制造業辦公室主任納瓦羅認為中國利用貿易補貼和匯率操縱，將產品傾銷到美國。白宮首席經濟顧問庫德洛對華態度由鴿轉鷹，認為“301調查”的核心是科技問題，不能讓中國扼殺美國的未來。商務部部長羅斯認為美國首要任務是縮減貿易逆差，對實行不公平貿易政策的國家予以反擊。僅財政部部長姆努欽對華態度相對溫和。

2、1979年中美建交至今，中美關系可劃分為三個階段：合作共贏（1979-2000年）、競爭合作（2000-2008年）、戰略遏制（2008年至今），兩黨對華態度同時經歷了三個階段：從對華友好的共識到分歧，再到形成遏制中國的共識。共和黨更為務實，重實際利益輕意識形態，民主黨重意識形態，強調中國的人權問題，共和黨對華負面評價占比高于民主黨。

3、2018年9月16日，美國前副國務卿、世界銀行前行長佐利克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專題研討會上的演講較具代表性。

“美國對中國的擔憂不只局限于特朗普政府。假設中美關系在中期選舉，或者是2020年總統大選之后回到過去是不太現實的。我主要有四個方面的擔憂：

“第一，國企的作用。在外界看來，中國好像轉向了國家資本主義的模式，我們擔心中國私營企業沒辦法公平競爭。

“第二，我在過去10年觀察到的美國和其他國家以前非常支持和中國的友好關系，現在變得越來越沮喪。因為他們面臨強制的技術轉讓，可能會有監管方面對競爭的限制，以及對知識產權的竊取等。以前的商界是非常支持發展友好中美關系的，現在他們已經不再扮演這個角色了。

“第三，‘中國制造2025’。對某些人來說，這看起來好像是要在未來統治科技行業。和外國人溝通的時候，有的時候他們會覺得這是非常可怕的，因為這是基于保護主義、補貼以及對海外科技企業的收購。

“第四，中國的外交政策，從以前鄧小平時代的自我克制轉向現在這種非常自信的大國外交。中國加入WTO時的那些衣服現在已經不太合身了。中國在市場準入方面做出了很多承諾，可能比其他發展中國家做出了更多的承諾。但是，現在中國的平均關稅還是9%左右，是其他國家的3倍。像我這樣的人就很難向特朗普總統去解釋為什么中國對美國的汽車進口關稅是25%，而美國對中國汽車的進口關稅是2.5%。

“我們看整體的投資和貿易情況，雙方的條件確實不是對等的。所以，在美國造成了一種不公平的看法。特朗普政府認為美國在過去70年對中國和其他國家讓步太多了。我想對于這種不公平待遇的認識會增加對中美關系的壓力。”

4、2018年11月7日，美國前財政部部長保爾森在新加坡舉辦的彭博創新經濟論壇發言中指出：“美國兩黨雖然在其他所有問題上看法都不一致，但對中國的負面看法高度一致。對華貿易損害了部分美國工人的利益，他們已經通過選票表達了不滿。一個正在形成的共識是，中國不但對美國是個戰略挑戰，同時中國的崛起已經損害美國利益。美國人越來越相信中國是一個同一級別的競爭者，在推行有敵意的政策，并對美國構成戰略挑戰。”“越來越多的人轉向懷疑甚至反對過去的美國對華政策。美國企業不希望發生貿易摩擦，但它們確實希望政府采取更積極的態度。窒息競爭的政策，以及近二十年來緩慢的市場開放步伐使美國商界感到沮喪。它讓我們的政治人士和專家的態度加速轉向負面。”

5、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表示，“中美關系再也回不到過去了，需要重新定義”。

6、中國美國商會主席威廉·蔡瑞德認為美國商界對中美經貿關系已經由支持態度轉向懷疑態度，由于中國加入WTO后開放持續放緩，導致了大量不公平貿易的存在。

三、特朗普競選總統逆襲、美國貿易保護主義以及民粹主義盛行，并非偶然現象，而是具有深層次的經濟社會背景

1、2008年次貸危機以來，量化寬松（QE）和零利率導致資產價格大漲，美國收入分配差距空前拉大，制造業大幅衰落，底層沉默的大多數被剝奪感加深。國際貿易的基本理論指出，各國勞動生產率、要素稟賦和比較優勢差異決定了國際分工，分工提升了專業化生產、規模經濟效應和生產率。因此，國家作為一個整體可以從國際貿易中受益。但是，國際貿易具有極強的收入分配效應，貿易所得對出口部門有利，但將使得進口部門受損。美國在國際貿易中整體受益，支撐了高消費模式，美國的科技和金融具有比較優勢并因此受益，但不具備比較優勢的制造業（中低端）受損。

我們認為，一定要把美國政客和企業家分開，政客欺騙的是部分在全球化進程中受損的底層民眾，大部分知識精英、企業家和民眾是清醒、友好和理性的。在美國存在一大批支持全球化和改善中美關系的建設性重要力量。受益于全球化的美國金融和科技企業反對特朗普的貿易保護主義，同時希望中國在知識產權保護、市場準入等方面改進。美國鐵銹州的傳統失業工人是支持特朗普對華強硬的主要政治基礎，部分政客的貿易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主要迎合了這部分選民。

2、美國貨物貿易逆差創歷史新高，促使美國政府、企業和民眾全面反思過去長期支持并主導的全球化對美國的負面影響以及美國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問題。在美國的巨額貿易逆差中，對中國的貨物貿易逆差占比48%，與20世紀60年代西歐、80年代日本類似，當前的中國成為美國轉移國內矛盾的重要對象。美方認為，中美貿易失衡和美國制造業衰落的主要責任在于中方的重商主義，希望系統解決造成貿易逆差的深層次體制機制和結構性問題。2018年6月2-3日備受市場期待的中美經貿談判無果而終，美國商務部部長羅斯在北京談判時不僅提出削減貿易赤字，還聚焦于促使中國改變有爭議的貿易和產業政策，“這不僅關乎（中國）購買更多（美國）商品，還關乎結構性變化。”

3、一方面，改革開放40年的成就、黨的十九大報告展示了中國經濟的勃勃生機和宏偉藍圖，2012-2018年中國占全球經濟規模比重從11%上升到16%，中國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另一方面，2008年以來，美國受金融危機重創、貧富差距拉大，反全球化抬頭，當前中美貿易摩擦加劇實質是新冷戰思維引發在位霸權國家遏制新興大國崛起。在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就大力推行一體兩翼、兩翼張開（TPP、TTIP）的經濟戰略以及“戰略東移”的軍事戰略，試圖重返亞太，實施“亞太再平衡”。2008年美國《國防戰略報告》將中國定位為“潛在競爭者”，隨后爆發次貸危機，美國忙于應對國內經濟；隨著美國經濟復蘇以及中國日益崛起，2018年《國防戰略報告》將中國首次定位為“戰略性競爭對手”。此次中美貿易摩擦不過是過去十多年美方遏制中國崛起戰略的延續和升級而已。

4、當前的中美貿易摩擦形勢不同于過去40年，從根本性質、深層次原因上更類似美日貿易戰。美日貿易戰從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一直打到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歷時30余年，先后涉及了紡織品行業（1957-1972年）、鋼鐵行業（1968-1978年）、家電行業（1970-1980年）、汽車行業（1979-1987年）、通信行業（1980-1985年）和半導體行業（1987-1991年）。日本從早期的 “自愿限制出口”（如紡織、鋼鐵、家電）到不得不接受自愿擴大進口、取消國內關稅（如汽車行業）、開放國內市場（如電信行業）、對出口美國的產品進行價格管制（如半導體產品）等條件，日本汽車廠家甚至選擇直接赴美投資，以不斷滿足美國花樣百出的訴求。但是美日貿易戰并未解決雙方貿易失衡的根本性問題。

除了貿易戰之外，美國還對日本挑起了匯率金融戰和經濟戰等。1985年，在美國的主導和強制下，美、日、德、法、英等簽署了《廣場協議》，日元兌美元在短時間內大幅度升值；1990年，美國與日本簽訂了《美日結構性障礙問題協議》，要求日本開放部分國內市場，并直接強制日本修改國內經濟政策和方針，之后日本政府通過舉債的方式進行了大量的公共投資。

《廣場協議》后，日元短期內大幅升值導致日本貿易順差減少，經濟增速和通脹水平雙雙下行，為應對“日元升值蕭條”，日本銀行開始不斷放松銀根。寬松的貨幣政策使得國內過剩資金劇增，為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提供大量的流動性資金，進而推動了投機熱潮的高漲，最終導致平成泡沫的破裂。

在長期的美日貿易戰中，美國步步緊逼，日本節節退讓甚至無原則順從，直到應對失當、國內資產價格泡沫崩盤，日本從此陷入了“失去的二十年”，再也沒有能力和資格挑戰美國經濟霸權，美日貿易戰才以日本金融戰敗宣告結束。

四、特朗普政府在中美貿易摩擦中的訴求和底牌

1、史蒂夫·班農作為特朗普競選班子的宣傳總長和核心智囊，其2017年12月日本東京的演講《中國摘走了自由市場的花朵，卻讓美國走向了衰敗》，已經清晰地傳遞了特朗普政府的理念以及對中國的態度：

“這次民粹主義的大規模興起發生在一個獨特的全球階段，就是中國的崛起。美國的精英們長期錯誤地期望中國會實行自由市場經濟。而今我們看到的卻是儒家重商主義模式。

“因為中國出口過剩使得英國中部和美國中西部的工業地區被掏空。美國的勞動階層和底層人民的生活水平在過去幾十年出現了倒退。

“中國的十九大報告計劃有五個方面，他們實際上是在規劃未來幾年控制世界的主導地位。第一是 中國制造2025，將使中國在21世紀里統治全球的制造業；第二是‘一帶一路’倡議，是地緣政治的擴張主義；第三是5G網絡，在科技上占主導地位；第四是金融技術，未來沒人能夠將中國和中國的體系從全球資本市場中趕出去；第五是人民幣國際化，中國要讓美元失去儲備貨幣地位。

“特朗普將如何做呢？第一，他將阻止大量的非法移民進入美國。第二，他將把產業工作重新帶回美國。第三，他將要重新審視美國已經陷入十六七年的國外戰場，如果我們把5.6萬億美元軍事費用花在發展我們的城鎮和基礎設施上，我們與中國國際經濟的競爭應該已經遠遠領先。

“特朗普總統的中心目標是重振美國，其中的重要策略是對中國的貨幣操縱、不公平貿易加以反制。中國摘走了自由市場的花朵，那就是我們的創新。中國的要求是，如果我們的公司想要進入中國市場，就要交出技術和創新。特朗普總統開始展開‘301調查’，就是研究中國政府是如何強制要求以技術換市場，美國應當如何去糾正過來。”

2、現任貿易代表萊特希澤的《對美中貿易問題的證詞》《中國貿易壁壘清單》，展示了美方鷹派對中國貿易問題的認識、反思和訴求。

羅伯特·萊特希澤，曾在里根政府時期擔任美國副貿易代表，80年代的美日貿易戰就是他的杰作。他對自由貿易持懷疑態度，主張對違反貿易規則的國家征收高額關稅。2018年5月4日美方提出的要價清單，大部分反映了萊特希澤的建議。 

萊特希澤在2010年《美中經濟安全審查證詞：對過去十年中國在WTO中作用的評估》中指出：十年來，中國加入WTO的承諾大部分沒有兌現，美國批準給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地位（PNTR）是錯誤的：（1）美國的政策制定者沒有意識到，中國的經濟政治體制與我們的WTO理念之間多么格格不入；（2）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嚴重誤判了西方企業將其業務轉向中國并以此服務美國市場的動機；（3）美國政府對中國重商主義的反應十分消極。此外，在2018年《中國貿易壁壘清單》中萊特希澤指出中國存在貿易壁壘、強制技術轉讓、投資限制、知識產權保護不力、政府采購不透明、內容審查、政府補貼、產能過剩、網絡侵權等一系列問題。

萊特希澤還認為，中國沒有履行加入WTO的承諾：（1）PNTR支持者承諾的經濟利益未能實現。實際上，從2000年到2009年，美國對華貿易赤字增長了兩倍，美國制造業也失去了幾百萬就業崗位。（2）中國的法制承諾很值得懷疑，美國政府仍在就中國不尊重美國的知識產權表達重大關切。（3）中國重商主義對美國經濟產生了致命影響。中國的關稅壁壘、投資限制、強制技術轉讓、知識產權保護不力、政府補貼國企等領域對美方不公平，導致了美國對中國的巨額貿易逆差以及制造業工人失業。

3、特朗普在競選期間的政策主張和班農傳遞的民粹主義理念基本一致。大選期間特朗普的政策主張是貿易保護主義、民粹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混合體。勝選后特朗普開始明確其政策框架核心細節并著手實施，比如簽署稅改法案、收緊移民政策、對中日歐全面發起貿易摩擦、推動基建落地等。

4、《301報告》和2018年5月美方的《平衡美利堅合眾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貿易關系》（美方“要價清單”）清晰地反映了美方意圖。

《301報告》對中國提出五項指控，包括不公平的技術轉讓制度、歧視性許可限制、政府指使企業境外投資以獲取美國知識產權和先進技術、未經授權侵入美國商業計算機網絡及其他可能與技術轉讓和知識產權領域相關的內容。但是，《301報告》存在大量的數據誤導性引用、片面陳述、雙重標準和混淆概念等問題。美方沒有看到中國自加入WTO以來在降低關稅和非關稅壁壘、擴大對外開放領域、放松股權限制、保護知識產權等方面做出的努力和進步。

美方“要價清單”包括：中方削減2000億美元對美貿易順差；停止對“中國制造2025”的補貼和支持；保護知識產權；降低關稅；擴大農產品進口；改進美方在中國的投資限制。其中，“中國制造2025”被三次提及。

當前中國對美貿易順差較大的領域主要是機電、音像制品、勞動密集型的紡織品等中低端制造，但是美方開出的要價清單及對中國加征關稅的領域并不是上述中低端制造，而是未來要大力發展的高科技產業。這是打著貿易保護主義旗號的赤裸裸的遏制，展現了特朗普政府的單邊主義、霸權主義和美國利益優先思維。總之，上述兩份文件清晰地反映了美方意圖，即害怕中國取得先進技術趕上并威脅美國的競爭優勢和“國家安全”，擔憂中國政府大范圍、深度介入高科技創新的制度和行為，因此要打壓并遏制中國高科技。

5、特朗普政府四面開戰，在外部提高關稅，在內部大幅減稅，這兩大措施既提高了全球出口到美國的成本，也降低了在美國生產的成本，其目的在于吸引資本回流和“再制造化”，進而實現“讓美國再強大”。

五、未來沙盤推演

1、短期看，中美貿易摩擦打打停停，只會緩和不會結束。

中美貿易摩擦以“升級—接觸試探—再升級—再接觸試探—雙方妥協”的邏輯演化，邊打邊談，打是為了在談判桌上要個好價錢，斗而不破。但是涉及中方核心利益的發展高科技和產業升級將難以滿足美方要求，貿易摩擦只會緩和不會結束。即使達成協議，也并不意味著一勞永逸，特朗普仍有可能撕毀協議。

2、未來半年到1年，決定中美經貿關系走向有4個重要變量和關鍵節點。

1）2020年總統大選已經啟動，對華強硬的貿易政策可能再度成為候選人贏取選票的策略。

2）美國經濟見頂回落的速度，若中美貿易摩擦再度加劇，美國經濟和股市將面臨下行，將制約特朗普的強硬態度。

3）中國改革開放的力度，中方持續改革開放，放寬市場準入、強化知識產權保護、改革國企等，既符合自身需要，也釋放談判誠意。

4）美國引發其他國際爭端牽制中國，美方可能借助朝鮮、伊朗、南海、中國臺灣等問題牽制中國。

3、長期看，中美貿易摩擦具有長期性和日益嚴峻性，這是打著貿易保護主義旗號的遏制。

美國已積累起貿易戰（對華摩擦的五大方面）、匯率金融戰（對日本）、資源戰（對歐洲）的多維打擊經驗。展現在我們面前的不僅是中美貿易摩擦，還是經濟、政治、文化、科技、網絡、意識形態等領域的全方位綜合實力較量。

1）《廣場協議》簽訂前，日美GDP之比接近40%；2018年中國GDP相當于美國的66%。按照6%左右的GDP增速，預計在2027年前后，中國有望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一個有近14億人口的超大型經濟體從起飛、轉型到跨越，這將是人類經濟增長史上的奇跡。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的競爭對手；與20世紀80年代的日本不同，中國不會拿核心利益做交換。

2）從全球新經濟的獨角獸企業來看，美國和中國企業占比超七成，展現了中國新經濟的勃勃生機。據CB Insight數據，截至2018年年底，全球共有311家獨角獸，其中來自美國的共151家，占48.6%；中國緊隨其后，共88家，占28.3%；英國和印度分別位于第三和第四位，分別有15家和14家，占4.8%和4.5%。

3）中國研發支出占GDP比重與美國的差距在縮小。中國工程師人數逐步上升，理工科畢業生逐年增加，中國從人口數量紅利轉向工程師紅利。

4）中國制造業快速崛起，增加值占全球制造業增加值總額比重持續上升，并進軍高科技，中美產業互補性逐步削弱、競爭性逐步增強。

5）從世界大國興衰的世紀性規律和領導權更迭來看，貿易摩擦是中國發展到現階段必然出現的現象和必將面臨的挑戰，難道美國會自然地把世界領導權拱手相讓嗎？要深刻認識到此次中美貿易摩擦不同于以往的長期性和日益嚴峻性，這是由于發展模式、意識形態、文化文明、價值觀等差異所引發的世界領導權更迭之爭。其未來演化的參考模式不是過去四十年中美貿易摩擦的模式，而應參考英美世界領導權更迭、美日貿易戰等的歷史演化模式。

六、終極猜想：從歷史和國際經驗看，中美大博弈最終無非四大結局。

1、中國被遏制，美國維持世界霸權，如美日貿易戰。這種情景只可能出現在中國應對錯誤的情況，比如改革開放倒退，重回閉關鎖國，采取大水漫灌應對經濟下行。當前中國正加快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積極推進高質量發展和三大攻堅戰，風險在逐步釋放，且中國是獨立的主權國家，不是日美間的附屬關系，因此第一種結局不太可能出現，但也要警惕日益抬頭的極左思潮。

2、中美脫鉤，形成兩大對立陣營，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如美蘇對峙。中國不是當年的蘇聯，美國難以通過冷戰拖垮中國，只會兩敗俱傷。第一，中國經濟實力相對強于蘇聯、產業鏈更完善。中國GDP已相當于美國的66%，且建成了世界上規模最為龐大的制造業產業鏈。第二，中國市場經濟體制優于蘇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且不斷開放。第三，中國不斷融入全球，打破基于比較優勢的價值鏈分工只會降低生產效率和推升生產成本，中美的經貿關聯度遠高于美蘇，脫鉤只會導致兩敗俱傷。

3、中美合作共治，形成以中美為核心的G2集團，如德法推動歐洲一體化。以德法為主導推動的歐洲一體化進程，倡導合作共治，將國家內嵌在更大的經濟、政治和安全體系中，能夠使得兩國保持整體的均勢與平衡。二戰后為了避免“鄰國崛起的噩夢”，歐洲各國富有遠見的政治家決定攜手推進一體化進程，從貿易一體化到貨幣同盟，通過合作共治加強歐洲經濟深度融合，通過基于規則的談判磋商來解決歐洲經濟的發展問題，使得歐洲享受了70多年的和平與繁榮，未來可能走向政治同盟。中美可參照“均勢”思想，在均勢體系中盡可能多地尋求中國與美國的共同利益，形成以中美為核心的全球共治，通過吸納核心成員國擴大中美共治影響力，成員國間通過定期投票推出輪值主導國，選賢舉能、講信修睦。我們建議中美積極推動建立基于“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的中美自貿區。

4、中國崛起，美國衰落，如歷史上大部分的霸權國家與新興崛起大國。只要中國保持戰略定力，做好自己的事，堅定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沒有什么能阻擋中國的偉大復興。

中國應盡量避免中美關系走向第一種和第二種結局，而盡量將中美關系向中美共治、中國崛起的第三、四種結局努力。美國絕不會拱手將世界霸權的主導權主動讓出與中國共治或接受中國崛起、美國衰落，因此中美大博弈仍將具有長期性和全面性。只有中國在長期的正確發展道路上不斷前進，在中美雙方都認識到斗爭只會兩敗俱傷的情況下，美國才可能不得不接受中美共治、中國復興的事實。中美貿易摩擦的本質是一場權力的游戲，是赤裸裸的實力競賽，是霸權國家對新興大國的戰略遏制。文明的沖突、冷戰思維的意識形態對抗都是幌子，國家治理模式、意識形態、地理位置、思想文化等因素均服務于大國博弈。

七、應對中美貿易摩擦最好的方式是更大決心和更大力度地推動改革開放

中美貿易摩擦折射出中國在改革開放領域仍有很多功課要做，從這個意義上，此次中美貿易摩擦未必是壞事，中國可以轉危為機，化壓力為動力。坦率講，在降低關稅、放開投資限制、內部審查、打破國企壟斷、更大力度地推動改革開放、建立更高水平的市場經濟和開放體制等方面我們有很多的功課要去做，這是我們客觀要承認的。中國應保持歷史的大局觀和清醒的戰略定力，把主要精力放在做好自己的事情上，加大改革開放力度，建設高水平市場經濟和開放體制，建設自由平等、以人為本的公民社會，我們的世界觀和意識形態自然會得到世界的認同，歷史和人民最終會給出最公平的答案。

1、我們建議中方擺脫被動接招應對，主動提出與美方積極推動建立基于“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的中美自貿區

自由貿易有利于促進國際分工、發揮中美兩國各自的要素稟賦優勢、實現雙贏，而且自由貿易天然有利于制造業大國，這在歐元區、各自貿區以及全球化進程中均表現明顯，中國是過去40年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德國是歐盟的最大受益者。從理論上也成立，中國勞動要素成本整體低于美國而且制造業產業鏈更完整，中美自貿區能夠實現雙贏，同時也是中國自身發展及進一步對外開放的需要。因此，建立中美自貿區將有助于化解中美貿易摩擦，化干戈為玉帛。繼中國20世紀80年代設立特區、2001年加入WTO之后，建立中美自貿區將開啟中國新一輪改革開放高潮，助力中國從制造業大國走向制造業強國。同時，中方應該高調宣傳愿與美方共建自貿區的意愿，讓美方回到談判軌道上，美方也應該受規則制約。此外，中國還應積極聯合東盟、拉丁美洲、非洲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與歐盟、日韓積極開展雙邊合作和自貿區談判，尋求WTO等國際協調機制。

2、貿易戰的本質是改革戰，最好的應對是順勢以更大決心更大勇氣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

中美貿易摩擦應往改革開放的共識引導，類似1960-1990年德國產業升級的應對模式。信心比黃金更重要，未來應以六大改革為突破口，開啟高質量發展新時代。

一是放開汽車、金融、能源、電信、電力等基礎領域及醫療教育等服務業市場準入，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

二是深化國企改革，以黑貓白貓的實用主義標準，落實競爭中性和所有制中性，消除所有制歧視。

三是建立居住導向的新住房制度和長效機制，關鍵是人地掛鉤和金融穩定。

四是中央政府加杠桿、轉移杠桿，讓微觀主體輕裝上陣，大規模減稅，基礎設施建設。

五是大力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從間接融資到直接融資，發展PE、VC等。

六是當務之急是調動地方政府和企業家積極性，給地方官員新的激勵機制，給民營企業家吃定心丸，事業都是人干的。

                             文章來源于澤平宏觀  作者任澤平